配资评测论坛历史侦探与荆轲刺秦背后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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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0日，美国爆发又一起政治暗杀事件。知名右翼政客查理·柯克在公开演讲中被远处的狙击手行刺，并在失血过多后抢救无效死亡。

这起事件再次将政治暗杀这一话题拉到舆论中心。此案爆发前一年内，已经有多起暗杀事件在美国发生，其中更有两宗是针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行刺未遂案。

从古至今，刺客们总活跃在那些动荡的时代，暗杀也屡次影响着历史进程，而在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刺杀案荆轲刺秦也同样如此。一些史学家认为，荆轲的行刺招致了秦王的愤怒，导致国家被秦消灭，遭到严酷报复，导致“六国独燕无后”的悲惨结局。

最近，由知名史学家李开元所著，文景出版社出版的《刺秦》一书，记述了关于这宗刺杀案的种种谜团。面对这些谜团，李开元用侦探破案的手法，试图解读荆轲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并揭开古老的秦王朝背后的秘密。

《刺秦》

公元前227年，秦国咸阳宫中发生的一切，只留在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但年代久远，许多人因此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其中也包括历史学家李开元。今年9月，他的新书《刺秦》今年将会由世纪文景出版，内容主要考察的就是“荆轲刺秦”的历史细节。

李开元是成都人，1982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经短暂留校担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田余庆教授的助教，后来赴日本留学，1989年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李开元长期研究战国秦汉史，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秦谜》《秦崩》《楚亡》《汉兴》等大量著作。

秦颂（1996）

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李开元的研究方式为他博得了“历史侦探”的头衔。他善于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民间故事考据和文物考古等方式，将历史研究与逻辑推理结合，用有限的证据去做合理的推测：“历史，特别是古代史，是一个拼图。这个拼图早就散了，只剩下了几个碎片。我们捡到之后，要重新把这些碎片归位，就和破案一样。”

在缺乏参照的情况下，要定位史料的真实性并不简单，中国古代的史料尤其如此。这些材料通常是碎片化的，很多时候用寥寥数语来概括整个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缺乏连贯性，有时甚至存在矛盾。例如《史记》中对于秦始皇生世的记载就存在矛盾，一会写他的生父是秦庄襄王，一会又写他的生父是吕不韦。

大秦赋（2020）

关于荆轲刺秦，就有京都学派的学者宫崎市定认为此事未必属实，它的文学性大于历史性。比如，秦王绕柱走，而侍卫呼喊“王负剑”的场景，充满舞台感，宫崎市定猜测此事很有可能来自舞台剧。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荆轲刺秦的描写中出现了口语和书面语夹杂的情况。

但李开元认为这是其中一种解释，他进一步“调查”了当事人的“笔录”，也就是太史公自己的说法：

在《刺客列传》的“太史公曰”片段里，有这么一句话：“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英雄（2002）

这是说，公孙季功、董生这两个人与夏无且交流过，知道了荆轲刺秦的细节，后说给了太史公听。太史公，即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而夏无且，就是在咸阳宫大殿上向荆轲投掷药袋的御医。

据此，李开元推断，荆轲刺秦一案，应当是来源于现场当事人夏无且的口述，这同样能解释戏剧性的描述和书面语口语夹杂的情况。但推演到这里时，另一个细节却让李开元陷入纠结——“王负剑”。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佩剑往往很长，甚至达1.5米。这样坚硬的宝剑，不像是现代击剑所用的剑一样纤细柔软，是如何从身后直接拔出来的呢？

导演陆川也曾经请教李开元。在拍摄《王的盛宴》时，陆川尝试过将剑背在身后去拔剑，但就是拔不出来。在陈凯歌的电影《荆轲刺秦王》中，这一细节索性做了改动，变成侍卫们高喊：“大王，拔剑！”最后在慌乱之中，一位侍卫托起剑鞘，向后拉去，秦王横着将剑拔出，刺向了荆轲。

荆轲刺秦王（1998）

对于这一细节，李开元也曾在日本讲演时提出。当时一位剑道师向李开元演示了他的推测，认为秦王应是“唰”的一下把剑鞘扔在地上，让剑刃就从背上劈出来。但李开元对此并不认同，因为在中国古代，长剑并不像日本刀一样背在身上。

这一疑问直到李开元在去上海的路上遇到文物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才得到可信的解答。孙机告诉李开元，战国秦汉时流行“璏式佩剑法”。当时的人们用一种称为剑璏的工具，将剑鞘斜着扣挂在腰带上。佩长剑时，腰带之外，另系一条柔软的剑带，剑璏扣挂在剑带上，可以滑动。拔长剑时，须要向后滑动剑璏，使剑鞘向后移动，留下拔出长剑的空间。这种拔长剑的方式，就是“负剑”。

秦颂（1996）

考古发现证实，战国墓地中出土的宝剑最长可以达到1.4米。如果秦王佩戴的也是这样的长剑，在仓皇之中，很可能一时拔不出来。而此时群臣呼喊的“王负剑”，并不是让他把剑斜挎在身上，而是将连接在剑璏上的剑鞘顺着腰带推向背后，这样，即使剑再长都可以顺利拔出。

解决了这一细节难题，李开元推理的证据链也逐渐完整：荆轲刺秦确有此事，而见证者正是当年的第一目击者夏无且。刺杀发生时，夏无且向荆轲扔药包试图为秦王解围，并在荆轲被刺死后，为其检查了伤口。此后，这一事件经由夏无且告知公孙季公和董生，再由他们转告给司马谈，最终被《史记》所记录。

历史并未因一次刺杀而改变走向，但做“历史侦探”的过程，让李开元感到历史是“活生生的”。

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李开元经常会以访古的方式感受历史。此前，他就曾前往“戏水”的所在地，考察《史记》记载中的模糊和空白处发生过什么。据记载，秦末起义军攻势浩荡，但却在距离咸阳一水之隔的地方停下脚步，这里的停军非常反常，因为攻下秦王首都几乎是近在咫尺的事。

当时李开元推测，起义军必定因为一些原因过不了河。直到前往当地考察后，李开元才意识到，“戏水”和对岸的骊山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军事通道。只要派驻适当兵马把守，对岸就很难攻过河。

荆轲刺秦王（1998）

通过推测填补历史的空白处，并非寻常的历史研究手法。但李开元认为，这正是他想实践的方向——而他也已经实践了近40年，如果单纯把史料当成研究的工具，可能会失去这种鲜活的触感。

在多年从事史学研究后，李开元感慨道：“史料永远是不够的。尤其是古代史。历史的真相就像是汪洋大海，真正的史料只有点点滴滴，所以中国的古代史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间。把几个很小的小岛串联成陆地，靠的都是历史学家推想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史料的残缺，这桩刺秦悬案至今依然吸引着当代人赋予各种各样的演绎和解读：在《荆轲刺秦王》中，荆轲兼具疯癫与冷静；在《大秦赋》中，荆轲身手了得，一身正气；在《英雄》中，荆轲化身“无名”，成为超脱现实的禅意存在。对于这些影视改编，李开元也觉得历史学也应该向文学家和艺术家学习，不断改变风格，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